给特朗普起个真正的中国名字吧！咱们叫他啥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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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莲

外国人的中国名字当然不是指简单地音译，诸如“希拉里”、“奥巴马”，而是指按照中国的姓名习惯，使用中国原有的姓氏，以姓在前名在后的顺序，一般不超过四个字的名字。

7月14日，致力于研究“中国与西方共同的东西”的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illim Theodore de Bary）去世。“狄百瑞”基本符合一个中国姓名的要求，但是，这是一个中国名字，还是仅仅是姓的音译呢？

从这本书的封面署名来看，“狄百瑞”似乎就是全名。

而从这本书的封面署名来看，“狄百瑞”似乎只是姓的音译。

事实上，“狄百瑞”这个名字也很符合“外国人的中国名字”的最常见起名法：挑选与自己姓或名（或者姓名一起）中的音符合的字，按照中国姓氏习惯组成中国名字。

许多中国人在起外文名时也会这么做：寻找与自己中文名有相近音的外文名。

但是，许多外国人的中国名字都让人感觉怪怪的，有一种“一看就是外国人的中国名字”之感。例如“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牟和谛（Costantino Moretti）”、“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武雅士（Arthur Wolf）”等，虽然都符合中国的姓名规范，但总是觉得和中国人名字不一样。

其实，并非所有的外国人中国名字都是这种风格。今天就来扒一扒那些外国人的中国名字。

一、“老干部”派。

看看这些名字：卫匡国、艾儒略、戴进贤、雷孝思、邓玉函、蒋友仁、龙华民、汤尚贤、冯秉正、王丰肃、郭居静、钱德明、瞿安德、徐日升、罗明坚、范礼安、鲁仲贤、魏继晋、严嘉禄、石可坚、吴君、王致诚、潘廷璋、安德义、贺清泰——这些名字是不是混迹于中国士大夫名字而毫无违和感？但他们都是明清之际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

利玛窦与徐光启

为什么这些外国人的名字如此朴素方正呢？这是由他们对待中国的心态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决定的。

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滕堡教堂大门上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掀起了德国国内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今年正是路德改教500周年。随后宗教改革慢慢走向全欧洲，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新教势力在欧洲慢慢发展蔓延，英国、荷兰和德国部分地区都摆脱了天主教的控制。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为了应对，吸纳了一个西班牙人罗耀拉创立的组织：耶稣会。耶稣会可谓是“天主教的救星”，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这支队伍要求严、素质高，而且绝对忠于教皇；在特伦托大公会议上耶稣会坚决支持教会的作用，立场坚定地反对对于新教的妥协。罗耀拉出生在西班牙一个巴斯克贵族家庭之中，1539年，罗耀拉向教皇保罗三世提出“耶稣会章程草案”，提出巩固阵营、遏制新教，同时提出要进行海外传教，“墙内损失墙外补”。正是这一策略让天主教开始了全球的传教活动，走向了美洲和远东。

日前上映的马丁·西科塞斯导演、安德鲁·加菲尔德主演的《沉默》讲述的正是天主教士到日本传教之后的事件。天主教士在踏上日本土地之后，在日本听到了关于中国的非常正面的描述。被称为“最伟大的传教士”的天主教亚太地区传教总负责人沙勿略在写回欧洲的六封信中这样描述中国：“据曾往中国的葡人报告，中国为信义之邦，一切均讲信义，故以信义卓越著称，为信仰基督教的任何地区所不及。就我在日本所目睹，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中国人聪明好学，尚仁义，重伦常，长于政治，孜孜求知，不怠不倦。”对中国的良好印象让沙勿略建议要派遣意志坚定、饱经风霜、学养高深、文笔流利并且善于著述的传教士来到东方。这样的标准为中国带来了大批高素质传教士。

天主教本身的特点就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不像新教那样“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于是，天主教自然而然地打算走官方路线、上层路线，打算先征服皇帝和大臣，然后由官方在中国推广天主教。

于是，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中国的皇帝和上层都产生了密切的交往，而且从利玛窦开始制定了“入乡随俗”、“科学传教”和“知识传教”的路线。利玛窦认为中国敬拜祖先、敬拜孔子并不算崇拜偶像，并且提出了“合儒、补儒、超儒、附儒”的主张，中国的士大夫徐光启（也是最早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三大基石”之一）曾经这样称赞利玛窦：“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利玛窦”似乎只是一个音译，但确实是他的中文名字（利玛窦意大利文名字为Matteo Ricci），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利玛窦逝后，他的继任者反对“入乡随俗”的传教路线，挑起了“礼仪之争”，最终在康熙年间导致了中国与罗马教廷的决裂。这位继任者却有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华民。

龙华民

这些名字多数不是音译，而是精心挑选的中国名字，质朴方正，具有极强的中国文化底蕴和儒家色彩。对这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来说，中国是一个国力强盛的国度、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度、一个值得尊重的国度，而且是一个活着的国度，它的文化、政治和制度都不是以博物馆里的文物，不是人类学意义的景观，不是吸引猎奇眼光的“他者”。尽管耶稣会传教士们来到中国的最终目的是传教，但他们面对中国和儒学都没有后来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所有的高高在上的心态，他们是真的试图融入并且也真正融入了中国的（上层）社会。因此，他们的名字呈现出“混迹于中国人毫无违和感”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一批外国人取中国名字的目的是为了求同，为了显得和中国人一样，而没有任何炫耀自己对于中国文明的了解或者热爱之意。

二、“妖艳贱货”派

与“老干部”派对应的当然就是那种“一看就是外国人的中国名字”的“妖艳”风格啦！

如果说“邓玉函”是一个中国人，可能没有人会怀疑。但诸如“骆思典（Stanley Rosen）”、“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牟和谛（Costantino Moretti）”、“施坚雅（William Skinner）”、“魏斐德（Frederic E. Jr. Wakeman）”、“孟捷慕（James Mann）”、“戴梅可（Michael Nylan）”这样的名字，就很容易让人感觉是“外国人的中国名字”了。这些名字无论是用字还是含义都非常古雅，往往来自中国的古语、典故和典籍。例如“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取‘根深叶茂’之意）”、“林理彰（Richard J.Lynn，取‘天理昭彰’之意）”、“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取‘乐天知命’之意”、“安道（Andrew F. Jones，取‘安贫乐道’）”、“魏爱莲（Ellen Widmer，所源典故应该大家都知道）”。现任英国驻华大使是女爵士吴百纳（Dame Barbara Woodward），取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台海问题专家容安澜（Alan Romberg）名字中的“安澜”语出《文选·王褒<四子讲德论>》：“天下安澜，比屋可封”，“安澜”意为波涛不兴，寓意和平、安宁。近代名人中名“安澜”者有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远征军将领（殉国于缅甸）戴安澜。美国人类学家、纳西文化学家孟彻理（Charles F.McKhann）名字可能取自佛家“一理通万理彻”之语，此语在《朱子语类》之前即流传，与“月印万川”含义类似。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兼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前任主任李侃如的名字应当出自《论语·乡党》：“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侃侃如也”的意思是理直气壮、言谈畅快而又互相尊重，后世成语“侃侃而谈”也出于此。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现名为“密歇根大学李侃如－罗睿驰中国研究中心”，其中的“罗睿驰（Richard Rogel）”是美国亿万富翁，密歇根大学重要金主。

这一类中的另一条起名思路是堆砌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道”、“德”、“仁”、“信”、“礼”、“义”、“孝”、“文”、“思”、“和”这些字是汉学家中国名字的“高频字”，例如“沙培德（Peter Zarrow）”、“柯必德（Peter J. Carroll）、“包弼德（Peter K. Bol）”；根据网友统计，“德”字是在外国人的中国名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可能一方面由于它代表了在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最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外国人名字中“德”这个音非常常见。这一类名字多属于汉学家或者是清朝后期（尤其是1840年以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这两类人的中国名字往往充满刺眼的中国文化符号，雅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正是这些名字造就了“一看就是外国人的中国名字”的印象。

汉学的英文是“Sinology”，在英文字典里就是指“西方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语言文字、考古、艺术的研究”，译为“中国学”似乎更为合适。汉学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还包括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以及海外华人的研究，并不限于古代中国。由于西方学者的学术传统风格、机制和传统使然，往往相当深入和细致，较为扎实；同时由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应，海外学者的汉学研究往往可以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非常好的启示和借鉴，许多汉学家甚至在中国的一些学科（尤其是现代学科）领域起到开创性的作用。汉学家往往会给自己起一个中国名字，但是，首先，汉学家当然对中国文化了解深入，非常熟悉，使得他们可以从可能许多中国人都不熟悉的典籍、典故中为自己起名字；这些名字往往是汉学家挖空心思在中国典籍中找到的文化气息特别浓的字或词，于是往往失之过雅，有的看起来就像是“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堆砌，例如“司礼义（Paul L-M. Serruys）”、“侯道儒（Douglas Edward Skonicki）”、“魏雅博（Albert Welter）”；有的则失之纤巧，失之雕琢。

其次，作为汉学家，名字中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可能具有一定的“招牌”效应——“尉迟酣”这样的名字就可能为一位汉学家赢得额外的崇敬——他可能熟读中国的武侠演义小说。于是，名字对汉学家来说具有炫耀自己学识的功能，就像炫耀财富的名包名表，那么有一些耀眼的LOGO也是非常正常的了。

第三，汉学家与明清之际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不同，他们只是学者，而且，受到他们所研究的领域的影响（例如很多汉学家所研究的并非当代中国），他们并不需要和中国人进行大量的语言交流。这导致他们可以阅读中国文献，但汉语并不好。因此，他们的名字往往就像婴儿，是可视而非可听的。他们会考虑一些字的组合意义是否古雅，但由于他们的中国名字并不真的起到在日常生活中被呼喊使用的功能，因此，他们的名字可能不太注意读音上的流畅和朗朗上口。

最重要的一点是，汉学家的名字往往缺乏时代特征，尤其是与现代中国人的名字相比较的话。随着中国在近现代所受的冲击和所发生的变化，人们开始逐步走出两千年没有怎么变化的传统文化，名字也开始加入新的元素，传统儒家意味减淡。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也有越来越多的名字使用日常用字，而不是从典籍中找典故。到了更晚近的时代，人们的名字开始带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我们甚至可以从一个人的名字大致判断出这个人的出生年代：五十年代的人叫“建国”、“新华”、“抗美”、“援朝”的人很多；六十年代叫“卫东”、“向东”的人很多，而七十年代则出生了大量的“红卫”、“红兵”。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传统文化已经被遗忘，或者形成了文化空档，一方面政治情绪退潮，于是，这段时间的中国人名字用字日常而且普通，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缺乏文化含义的一批名字，可能每个人都有不止一个叫“张莉”、“李丽”、“李刚”、“刘红”的同学。英语课本里的“李雷”、“韩梅梅”和“林涛”就反映了80年代最常见的名字。当然，这一时期人们普遍比较崇拜洋气的东西，于是许多女生的名字中出现了“娜”、“妮”这样的字。当然，随着有文化的70后开始当爸爸妈妈，中国孩子的名字又开始有文化了起来，而且从八九十年代开始，个性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追求，再加上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达到了巅峰，为了不重名，父母们绞尽脑汁，甚至采取生僻字（但这仍然很难避免重名）。但一方面这一阶段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大多数仍然并不具有很高的传统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东西并没有普遍地受到推崇，因此尽管名字变得有文化一些了，但并不古雅。

这就造成了汉学家的名字与普通中国人名字之间的差异。汉学家并不生活在时代浪潮之中，当他们给自己起中国名字的时候也不会受到时代与社会的各种因素影响。对于许多汉学家来说，他们接触的往往不是一个鲜活的中国，而是典籍中的中国；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的图景不再由现实的、正在发生的事件、活动和活生生的人组成，而由源源不断流入西方诸多收藏家和博物馆里的珍品组成，由那些中国古老的价值、习俗和典籍组成，他们要模仿的是那样一个“中国”的名字。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着唐装或者汉服，每天品茶读诗经，每天练习武术，那么他或她的生活事实上已经与普通的中国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些生活方式早已不属于今天的中国人。于是，外国人通过他们想象的“中国”给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也就往往既不像中国古人的名字，也不像当代中国人的名字。普通的中国人活在具体的历史时代中，而大多数汉学家则是活在符号之阵中。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不是符号，而是空气，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不用刻意寻找，不用标识和强调。而对于汉学家来说，“中国”始终是一种需要戴在脸上的面具，它自然就具有很强的标识性，就像京剧脸谱一样夸张。

当然，这样的名字中不少构思精巧，甚至让人拍案叫绝。例如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是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Lorraine J. and Herrlee G. Creel 讲座教授，曾任著名汉学杂志《古代中国》主编。“夷”在中文中意为“中原以外的民族”，例如“夷夏之辩”、“夷夏之防”；也可以做特指，指“东方的民族”，古代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称。但总得来说都有“他者”的含义。“夷”原本意义不算好，但“夏含夷”却一下子点石成金，不仅表现出了中原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关系，而且对于本人的身份（海外汉学家）来说更是有着巧妙的多重隐喻。

当然，可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学习这种精巧古雅的起名方式，于是，这样的名字就会看起来和中国人的名字差不多了。

三、“路人甲”派

就像“绚丽至极归于平淡”，也有一些外国取了最大众的中国名字，不知是不是当他们对中国已经了解到如同自己的祖国一般，就不会再通过一个炫丽的名字来炫耀自己对中国的了解了。这些名字让人觉得太随意，以至于可以说是标标准准的“路人甲”。

李明这个名字可能比“李雷”、“林涛”更加让人无感。他在后世中国人的认知中确实非常缺乏存在感，但事实上，他曾为中国文明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之友”。李明原名Louis-Daniel Lecomte，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派遣来中国的“国王数学家”。

李明（萌萌哒小胖子~）

什么？他是一名数学家？瞬间就想跳过去了呢……

康熙年间，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还是天主教传教士。向海外派遣传教士的最初发起者是西班牙创始的耶稣会，葡萄牙人同样非常重视海外传教，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这两个国家掌握新航路的航海优势，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它们都属于特别牢固的天主教阵营。可能即为了保住他们在海外发现的资源，也为了保住他们在海外发现的“灵魂”，葡萄牙皇室向教会申请，取得了在中国等东方地区的“保教权”：就是所有天主教神职人员若想前往中国传教，必须通过葡萄牙皇室的同意，并向葡萄牙皇室宣布效忠。法国时逢“太阳王”路易十四，他在统治期间努力加强君权，使法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他与英王亨利八世不同，他在加强世俗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摆脱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这样做的重要理由是抚慰和团结当时在法国还比较强大的天主教势力。路易十四也想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但又无法忍耐法国传教士向葡萄牙国王效忠。于是，他为自己的传教士颁发了“国王数学家”的称号，让他们以数学家而不是传教士的身份来中国。

康熙帝和路易十四二人互相倾慕，互赠礼物，交流不少

当代戏剧中的好基友

所以他们到底懂不懂数学呢……

1687年，六位“国王数学家”在中国宁波港登陆，他们在中国得到了南怀仁的帮助，觐见了康熙皇帝。但葡萄牙所拥有的“保教权”问题仍然困扰着他们，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受到来自葡萄牙的重重阻挠，以至于缺乏经费。于是，1691年李明回到法国求助。回到法国之后他写作了《中国近事报道》，这是一部书信体作品，由写给法国上层社会对中国感兴趣的达官显贵的书信组成。这种体裁在当时非常流行，另一部稍晚一些的书信体作品可能更加为人所熟悉，那就是孟德斯鸠所写的《波斯人信札》。这两部作品颇为相似，都是通过书信体来介绍异域文化与生活。

李明在《中国近事报道》一书中对中国做了非常全面的介绍，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而且对中国赞赏有加，介绍了在中国“入乡随俗”的传教方式并为之辩护。李明文笔流畅，此书生动有趣，于是在法国上流社会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轰动一时，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并多次重版。于是，李明也就迅速成了畅销书作家啦~但这一作品却引来了索邦神学院的不满，他们认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且反对在中国实行的“入乡随俗”政策，于是引发了一场被称为“海外的礼仪之争”的风波，这一风波最终导致《中国近事报道》被禁（从畅销书作家一下子成了禁书作家……），从而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中国近事报道》为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提供了许多材料，例如后世启蒙运动中许多思想家都提到过中国。一些思想家对此深感惊叹和艳羡，例如莱布尼兹；也有一些思想家对中国进行了扭曲的理解以及不公正的评价，例如孟德斯鸠和卢梭。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李明”这个名字显得很普通，但必许多名字炫丽的汉学家更“中国”的是，他还有字：复初。《颜氏家训·风操》中解释“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与字往往有意义上的联系——李明的字非常符合中国起字的规律。

与李明同属“路人甲”派的还有六位国王数学家中另一位，张诚，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可能也十分亲切。这位“路人甲”和李明一样，也是“深藏功与名”，他与中国的渊源同样很深，他从1687年来华到1696年为止充分融入了中国上层社会，而且绝不仅仅是“旁观者”，而是深入参与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跟随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等一系列活动，还参加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这次条约的签订出力甚巨。从此，张诚备受康熙皇帝恩宠，为皇帝讲授西学。在他的引导下，康熙皇帝对于近代国家疆域的概念有了清晰的认识，从而开始绘制《皇舆全览图》。

皇舆全览图

现代外国人中也有起“路人甲”中国名字的，最为人所熟知的可能就是“何伟”。何伟（Peter Hessler）并不是汉学家，他是一名记者，写有“中国三部曲”：《甲骨文》、《江城》和《寻路中国》，以外国人的视角细致而深入地展示了中国。前几年大火的观察与描述中国的作品《工厂女孩》的作者张彤禾是何伟的妻子。

张彤禾的作品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的名字同样非常“路人甲”，但考虑到他的英文名是“David Shambaugh”，这个名字就不像是“大巧若拙”，而像是偷工减料了……

沈大伟

美国波莫拿学院(Pomona College)人类学教授杜磊（Dru C. Gladney）是一名研究中国穆斯林的学者。他专长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各种民族、政治与文化。他发表了4部专著以及100多篇有关亚洲大陆研究的论文，著有《错位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与其他庶民》、《中国的民族认同：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创造》等书。

可能在不久的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产生起一个中国名字的兴趣。那时候的他们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有着很高中国古典文化修养的汉学家，而是普普通通各行各业的外国人。他们的名字会是怎样的和？会越来越“像”中国人的名字吗？会不会出现《三体》中所写的“艾AA”这样的名字呢？

除了传教士、汉学家之外，还有一类人往往拥有中国名字，那就是外国的在华官员，这自然是以驻华大使为代表。除了华裔的骆家辉（Gary Faye Locke），最著名的驻华大使可能就是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他于1946年7月19日 1949年8月2日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 Jr.）1981年到1985年人美国驻特命全权大使。这个名字很明显取自中国宋代的著名大臣、文学家王安石，只是，就在1985年，中国成立了一家专门生产卫生纸品的企业“恒安集团”，创立了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品牌，例如“安尔乐”、“心相印”等。恒安石的父亲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 Sr.)是一位公理会传教士，也是一位汉学家，曾经担任汾阳铭义中学的校长；因此恒安石出生于中国汾阳。

德国1914年到1917年的驻华大使叫夏礼辅，或译埃米尔·克里布斯（Emil Krebs）；“礼辅”听起来非常像中国古代的官名，例如明朝首席内阁大学士被称为“首辅”。1972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第一任大使是艾惕思爵士（Sir John Addis）（咦，看起来好像是山寨阿迪达斯）。“惕”意为“小心谨慎”，年羹尧就是因为将“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而被雍正皇帝抓住了把柄。“朝乾夕惕”语出《周易·乾》，指形容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惕”而且“思”，在中国文化中当然是非常好的品质，可能也可以反映作为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心情和状态。

与驻华大使类似的一类人就是香港总督，但是港督并不都拥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名字。第一位常驻中国的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是砵甸乍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内地译为“璞鼎查”，我们都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见过这个名字），这很明显只是音译而已，而且是“港味音译”。

香港的译名往往具有浓烈的世俗风格，无论是影视作品的名字还是机构名称都能找出例子，例如《走佬俏公主》、《头奖拍住抢》、《老笃日记》、《美国处男》等……豆瓣有一个贴子《电影名称的翻译：台湾翻译vs香港翻译大PK！》，此贴中称香港“老喜欢把片名弄得像三级片”；高大上的银行也能起名叫“渣打银行”（更多神奇银行名称参见艾栗斯的《银行起名哪家强》）。人名也是如此，贝克汉姆港译为“碧咸”，还真是音意俱备……（Beckham中的“ham”意为“火腿”，也算有“咸肉”之意吧……）赫本港译为“夏萍”，确实感觉是秒变香港女星了呢（香港在上世纪中下叶有著名女星夏梦）~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和台湾的译名往往更努力彰显人物性别，而大陆很多译名则看不出来，例如落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在香港和台湾则译为“希拉蕊”，这可能与大陆地区在毛时代推崇的男女平等、“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文化有关。

砵甸乍以兼任香港总督的身份驻守香港，一直至1857年，港督才不再兼任公使一职。第二任港督是爹核士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真是骇人听闻的翻译啊……），第六任港督为麦当奴（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第七任港督叫坚尼地（Sir Arthur Edward Kennedy，就是内地很熟悉的“肯尼迪”）。这些都不算是中国名字，只是译音而已，但选字不是常用字，字与字之间也没有什么意义上的联系，充分体现了香港的市井味。但第八任港督叫轩尼诗（Sir John Pope Hennessy），不禁令人惊讶“此名何其太雅？”第九任港督叫宝云（Sir George Ferguson Bowen，由不得你不想到《红楼梦》……），第十任港督叫德辅，不知道是不是取自古代中华法系“德主刑辅”的宗旨。如果是，互文昭示的潜台词倒是有些吓人。这两任港督名字的已经十分文雅第十二任港督叫卜力（(Sir Henry Arthur Blake，但不知为什么感觉离“吉卜力”要差好大一截呢……），第十三任港督叫弥敦（Sir Mattnew Nathan），第十四任港督是卢押勋爵（又来了……英文是Lord Frederick Lugard）。

从第十五任港督名字开始中国化，不再是简单的译音而是由常见的中国姓和中国名组成，而且所用字含义美好，符合中国人的起名传统和习惯，甚至有的港督名字用典深奥。第十五任港督是叫梅含理（Sir Francis Henry May），第十六任港督叫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第十七任港督叫金文泰（Sir Henry Clementi），第十八任港督叫贝璐（Sir William Reel），第二十任港督叫罗富国（Sir Geoffrey Alexander Stafford Northcote），第二十一任港督是楊慕琦爵士 (Sir Mark Aitchison Young)，第二十二任为葛量洪爵士 (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让人想起道教宗师抱朴子葛洪)，第二十三任港督为柏立基爵士 (Sir Robert Brown Black)，第二十四任港督为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麟趾”取自《诗经·国风·周南》的最后一首诗篇《麟之趾》，“麟趾”象征着贵族的高尚德行)，第二十五任港督为麦理浩勋爵(Lord Maclehose of Beoch)，第二十七任港督为卫奕信勋爵 (Lord Wilson of Tillyorn) ，“末任港督”就是可能绝大多数内地民众都知道的彭定康 (Christopher Patten)。这些港督的名字对于香港人来说可能十分熟悉，几乎每个港督都在香港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以其名命名的街道或机构。

外国人的中国名字史就像中外交往史中最先看到的一瞥。但如果把它比作一面镜子似乎并不贴切，因为它反映的内容事实上很是有限，外国人的中文名倒更像来到中国的西方人的一副面纱。这些面纱有的朴素，有的华丽，有的淡雅，有的有些怪异，有的甚至有些搞笑。有时候掀开面纱，里面的面容和面纱类似，有时候掀开面纱，里面的面容和吐出的话语让人大吃一惊。有的表达了它的主人真诚的交往意愿，有的甚至让人觉得有一点欺骗的意味。我们自然不能以面纱来判断它背后的真正面容，更不能判断后面的那颗心。但是，名字多多少少也反映了主人的一些心思，也算可以形成“面纱文化”。

毛姆的这部作品是一部可以用东方主义解读的小说。

中美关系作为今日国际关系中毫无疑问最重要的部分，未来走向难以预测。但是，Donald Trump的名字已经在中国掀起小风波，那就是——特朗普，还是“川普”？到目前为止，官方将Donald Trump译为“特朗普”，估计这也将是一直保持下去的译法。但是“川普”在大陆语境中同时具有“四川普通话”的含义，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川普”则无这一文化含义。像“川普”这样由于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输出造成的鲜活生动的文化概念仍然不可能印在台湾人的心上。而且，毕竟“川普”有歧义，除了“特朗普”这个听起来又拗口又死板的官方译名以外，我们可以给Donald Trump起个什么有趣又正经的中文姓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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